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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“神預言”而火,《傳染病》編劇為什么會未卜先知?|《財富》獨家

因“神預言”而火,《傳染病》編劇為什么會未卜先知?|《財富》獨家

ISAAC FELDBERG 2020年02月14日
《傳染病》這部片子與新冠病毒疫情雖有一些相似之處,但純屬巧合。更重要的是社會的反應、恐慌的蔓延,以及由此帶來的連鎖反應。

沒有什么東西比恐慌蔓延得更快。

《傳染病》是史蒂文·索德伯格9年前導演的一部驚悚片。在這電影上映9年后,中國武漢爆發了一場新型肺炎。國際衛生組織躊躇之后宣布此次疫情為“國際關注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”。現在,該病毒終于被重新命名為COVID-19。它對全球經濟的影響以及給人們造成的恐慌,已經遠遠不僅囿于武漢和中國。

由于疫情的關系,很多人將《傳染病》這部電影奉為“神作”。越來越多的人把它找出來“復習”。最近,該片已經成了iTunes上排名第10的電影。網上也有大量文章把它與當前的疫情做神對比。

也許是巧合,電影和真實世界的疫情都發生在中國,而且病毒很可能都是來自蝙蝠,并且通過一種中間宿主感染了人類。

這部電影的編劇斯科特·伯恩斯對《傳染病》的再次火爆并不意外。不過他指出很重要的一點:觀眾或許沒有注意到,這部片子更宏大的關注點,是在傳染病爆發期間所引發的“社會恐慌”。

伯恩斯通過電話對《財富》表示:“《傳染病》這部片子與新冠病毒疫情雖有一些相似之處,但純屬巧合,而且它也沒有那么重要。更重要的是社會的反應、恐慌的蔓延,以及由此帶來的連鎖反應。這一點倒是與現實最相吻合。”

新冠病毒爆發以來,2011年的好萊塢電影《傳染病》迅速在iTunes上成為下載熱門。圖片來源:WARNER BROS/COURTESY EVERETT COLLECTION

如果說《傳染病》里的病毒與COVID-19有一些明顯的相似之處,那也不奇怪。原因很簡單:伯恩斯在寫劇本時的確是做了研究。

在創作劇本的過程中,伯恩斯非常注重科學的嚴謹性,他請教了W·伊恩·利普金和拉里·布里連特等專業傳染病學家,根據他們的第一手經驗,創造了這樣一個虛構的病毒。通過與科學家們的交流,伯恩斯也逐漸構想了社會將對這樣一種病毒做出何種反應——從搶劫商店的情節,再到不停散布“假新聞”的視頻博主(由裘德·洛飾演)等等。

他回憶道:“當我最初向史蒂文?索德伯格提出這個創意時,我就說過,我希望《傳染病》要有盡可能扎實的科學依據。我不想做那種沒什么科學依據的好萊塢災難片。我們這部片子里的英雄應該是科學家。”

幸運的是,他有上面這兩位“現成的英雄科學家”可以利用。在上世紀70年代,布里連特是徹底終結了天花這種烈性傳染病的功臣之一。他后來成為美國“斯科爾應對全球威脅基金會”的第一任CEO。該基金會由eBay前董事長杰夫·斯科爾發起,目的是應對人類面臨的各種可能威脅。

而利普金在業內則被稱為“大師級的病毒獵手”。30年來,他一直在與時間賽跑,鑒定和對抗各種新型病毒,從西尼羅病毒到2003年的SARS,他幾乎參與了所有重大疫情的防控工作。(利普金現任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流行病學教授。前些日子他來了一趟中國,就COVID-19病毒防控工作向當地衛生官員提供了一些建議。目前他正在家中進行14天的自我隔離。)

伯恩斯表示,他之所以想寫一部以流行病為主題的劇本,就是因為專家們普遍認為,流行病的爆發并不是“會不會”的問題,而只是時間早晚的問題。

他解釋道:“如果你看看人類的歷史,從西班牙流感時代開始,各種傳染病就不斷爆發,我們不需要幻想這種情況會有任何改變。不過最令人不安的是,當一種病毒被稱為‘新型病毒’,這意味著以前從來沒有人遇到過它。它對人類的免疫系統是一個新的挑戰,而人類也需要足夠時間才能找到應對的辦法。”

圖為《傳染病》的編劇伯恩斯(照片攝于2019年)。他說他在創作《傳染病》的劇本時,“不想做一部沒有科學依劇的好萊塢災難片”。圖片來源:VERA ANDERSON—WIREIMAGE/GETTY IMAGES

伯恩斯在創作過程中還咨詢了利普金在哥大的一些同事,以及曾獲普利策獎的知名記者勞麗·加勒特(她也是《即將到來的瘟疫》一書的作者)。

布里連特表示:“我們想讓人們重新認識到,一場真正的傳染病大爆發是什么樣的。而且還要有無可挑剔的科學基礎。所以我們召集了一支全世界最優秀的科學家團隊,以確保我們不會讓情節變得過分夸張。”

在影片開頭,格溫尼絲·帕特洛飾演的角色感染了一種叫做MEV-1的病毒,隨后迅速喪命。為了虛構這樣一種病毒,哥大的科學家們利用計算機模擬了兩種相關病毒的特征,這兩種病毒主要存在于蝙蝠體內,但偶爾也會傳播給人類,它們分別是來自東南亞的尼帕病毒,和來自澳大利亞的亨德拉病毒。

科學家又結合了流感病毒的特征,對這種虛構病毒做了基因編輯,使它可以通過體液或飛沫傳播。科學家之所以借鑒了尼帕病毒,主要是為了增加戲劇張力,畢竟一種病毒如果只能引發呼吸系統疾病,似乎還不夠可怕。而尼帕病毒則是一種可同時影響肺部和腦部的副粘病毒。

“天花終結者”布里連特接著指出:“MEV-1病毒損害了格溫妮絲·帕特洛的大腦,它還會讓人嘔吐或者癲癇,這種畫面會造成更大的恐懼。”

在這里,布里連特還特別強調,MEV-1病毒與現實中的COVID-19病毒有一個關鍵的區別。“此次爆發的新型冠狀病毒,對大多數感染者來說,其癥狀是遠比MEV-1要溫和的。它的傳播性或許很強,但致死率是比較低的。”

他還表示:“大多數空氣傳播的病毒是無色、無嗅、無味的。不過這樣的話,它在電影里的表現力就不夠強了。我們虛構的這些癥狀,和新冠病毒肺炎的癥狀是不一樣的。”

疫情下的恐慌文化

在電影《傳染病》中,蔓延的病毒不只一種,除了虛構的MEV-1病毒,還有一種“病毒”也同樣可怕,那就是疫情帶來了恐慌氛圍。這種恐慌導致了社會的分裂,并且影響了國際社會應對疫情的能力。

最近,伯恩斯也看到了很多關于公眾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反應的新聞,很多人在恐慌下做出的決定,其實已經違背了衛生專家的建議。

首先是恐慌引發的搶購口罩狂潮。實際上,醫護人員才是更有可能接觸到病毒的人,而搶購口罩卻使醫護人員很有可能陷入口罩短缺。而且據專家稱,口罩的主要作用是能有效阻止病人傳播疾病,而在預防病毒方面則效果有限。

2月6日,購買口罩的市民在香港的一家藥店外排起長隊,而口罩在當地已處于短缺狀態。圖片來源:GEOVIEN SO—SOPA IMAGES/LIGHTROCKET VIA GETTY IMAGES

與此同時,在美國也有很多人正在搞請愿活動,呼吁政府采取“封城”、“封校”等措施,目前他們正在四處征集簽名。還有一些學校明明沒有發現任何確診病例,卻也陷入了恐慌。

雖然美國目前只發現了十幾起確診病例,但各大網約車平臺上都出現了大量恐慌性投訴,美國各大城市的唐人街也生意蕭條。這些冷冰冰的事實提醒我們,在這種危機時刻,仇外和種族主義情緒經常會被人們的集體恐慌所點燃。

編劇伯恩斯表示:“除了病毒傳播的科學依據,我和索德伯格還希望以它作為對社會的切入點,反思我們社會既有的一些矛盾,看它們是如何使我們如此容易被恐慌所侵襲的——就像感染病毒一樣。”

“神編劇”繼續指出了這部電影最關鍵的一個情節:美國疾控中心官員埃利斯·切弗博士出現在CNN的節目上,與裘德·洛飾演的艾倫·克魯姆維德辯論。

克魯姆維德是一個陰謀論者,他之所以能夠出名,就是靠在疫情中散播一些搏人眼球的反政府言論。為了出名,他甚至還假裝自己也感染了MEV-1病毒,并且靠喝連翹“治愈”了自己。

這段視頻一經發布,老百姓立即跑到藥店搶購銀翹,結果原本健康的人在搶購過程中接觸到了病人,反而加劇了病毒的傳播。

在“電視臺辯論”這個場面中,切弗博士指出:“一個人要得病,首先要接觸到病人,或是病人接觸過的東西。而一個人要恐慌,你需要做的只是接觸一個謠言,或者是電視和互聯網。我認為克魯姆維德先生散布的東西,遠比這種疾病本身更危險。”

裘德·洛在2011年的電影《傳染病》中扮演了一個陰謀論者。圖片來源:CLAUDETTE BARIUS—WARNER BROS/COURTESY EVERETT COLLECTION

社交媒體平臺的火上澆油,公眾的過度反應和恐慌,人們對媒體機構的不信任,這些都是伯恩斯最近經常思考的問題,正如他當年創作《傳染病》時一樣。

他解釋道:“就像布里連特博士所說的,我們的風險評估能力是有限的。如果你每天都看報紙的話,你可能會看到很多人死于車禍的報道,但是報紙上卻沒有人死于高血壓和心臟病的報道。因為記者們不愿意寫這些平平無奇的故事。”

“很多人害怕新型冠狀病毒,卻不關心季節性流感,這在很大程度上說明我們缺乏辨別風險的能力。”他補充道:“有些人看了《大白鯊》,就不敢下海游泳了,但他們卻會做一些比下海游泳更危險的事情。這也是公共衛生系統面臨的問題,因為人們一旦陷入恐慌,就很難管理了。”

他建議:疫情期間,你應該勤洗手,避免觸摸自己的臉,相信科學界的專家,并且要警惕社交媒體上的謠言,這些謠言很可能就是個別政客出于不可告人的動機而編造的,目的就是要造成了人們的恐慌。

上個月底,美國商務部長威爾伯·羅斯曾表示,中國的新冠病毒疫情“將加速北美的就業崗位回歸”,暗指他認為疫情對美國來說是一個商機。

布里連特認為:“如果他真這么說了,那么他就不適合擔任公職,也不值得被公眾信任。作為從事公共衛生工作的人,我們對公眾的健康是有監護和受托責任的,我們不能從中獲利。現在是一個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時代,你不能把它變成一個政治事件。另外我必須指出,天花的絕跡,要歸功幾十個國家的科學家的共同努力——不管他們來自什么種族、信仰什么宗教、說什么語言。”

伯恩斯表示,聽到羅斯面對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竟如此毫無人性,他不禁感到“恐懼”。“每個人都面臨著不同的社會經濟環境,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部落觀念,自己的認知偏見,和一些先入為主的觀點。但是恐懼并不能讓我們變得更加理性。”

薄弱的衛生系統增加了抗疫難度

傳染病學家布里連特也是一個風險評估專家,他設想了一系列潛在危機,并且針對每一個“概率大于0”的危機都制訂了預案。他的工作有相當一部分取決于對未知事物的估計,比如每種可能性的風險系數——病毒有可能進化得更致命,也有可能完全滅絕,針對這兩種風險,相應地就會有兩個不同的應急預案。

專家們最擔心的還是那些資源相對有限,可能無法及時確診和治療傳染性疾病的國家。布里連特表示,在傳染病的防治上,全球的防御能力,取決于最貧困社區的防御能力。病毒對那些國家的影響可能將是災難性的。特別是如果病毒繼續變異,從理論上,它甚至會變得更加致命。

布里連特表示:“目前已經有20多個國家確診了輸入型病例,但在中國以外只有2人死亡,這說明這種疾病在泰國和美國得到了及時的檢測,阻止了它的全面爆發。”

“這就像一場火災,火星會四處噴濺,但它卻落在了有防火準備的地方。”布里連特補充道:“但如果你看看這25個國家的名單,你會發現,是不是少了什么?委內瑞拉在哪兒?津巴布韋在哪兒?有很多中國工人在非洲的礦區工作,那里的情況是怎樣的?在武漢封城之前,有500萬人離開了武漢,他們有沒有去委內瑞拉?”

“我最擔心的是我們不知道的事情。有沒有哪些防疫體系較弱的國家,有可能病毒已經在那傳播了5個星期了,但還沒有被我們發現?”

布里連特也知道這番話有些危言聳聽,但這就是他的工作。他笑稱:“我們說的話必須要小心,但我確實擔心,有些國家可能已經出現了病例,但卻沒有檢測實驗室和設備,也沒有足夠的衛生基礎設施。”

試想一下,特朗普當政以來,就連美國疾控中心的經費也被砍掉了不少,嚴重削弱了科研人員保護群眾免受疾病威脅的能力。這些做法顯然會嚴重影響人類應對疾病風險的能力。

“神編劇”伯恩斯最后意味深長地說:“疾控作為社會的重要一部分,卻沒有了充分的經費保障。在這一情況受到關注的同時,我們其實已經落后了。”(財富中文網)

譯者:隋遠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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